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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南亞“貿易遷徙潮”調查

  眾多東南亞國家都在關税上享有很大的優勢,其中有和日本、澳大利亞等簽署了自貿協定的國家,比如越南和馬來西亞;也有像緬甸、柬埔寨等國家,受惠於美國的普惠制待遇。

作者:本刊記者 黃靖芳 來源:南風窗 日期:2019-08-01
  近年來,保持着經濟穩定增長的東南亞地區,成為越來越多中國企業走出國門、謀求全球化發展的選擇。
  這既是企業自身尋求轉型升級、往成本窪地進發的結果,也是中國和東南亞國家往來密切、經貿互動增多的具體表現。海關總署的貿易數據顯示,2018年中國與東南亞國家聯盟貿易額達5878.7億美元,同比增長14.1%,創歷史新高;2019年1-5月,東盟超過美國成為中國第二大貿易伙伴。如今的越南、緬甸、柬埔寨等地,正重現着過往中國經濟快速騰飛的起步一幕。
  那些往東南亞考察、投資的企業,都有着什麼樣的感受和考慮?
 
  熱門之地
  6月底,李亦結束了對緬甸工廠的考察,他此行是希望和當地的中國人合作生產商品。
  這位在廣州開設帆布包工廠的老闆,在兩年前便有上述想法。當時,其工廠的產品九成面向出口,他擔心國際間的貿易摩擦會影響其生意。
  最終這種擔憂成了現實,在2019年的5月5日,特朗普宣佈即將在原來500億美元的基礎上,再對另外價值約2000億美元的商品加徵25%的關税(之前對這部分商品只加徵10%的關税)。曾經的猜測和懷疑都成為現實。李亦所生產的帆布包也被列入加税對象。“很少有人頂得住這麼高的關税。”他説。
  而實際上,國際形勢的變化並非主因。人力成本的升高,成為眼下國內低端製造業繼續發展的障礙。李亦也很清楚,像自己所處的行業進行外遷、轉型是趨勢,只是貿易戰的到來將這個期限提前了,“外遷不了就死掉”。
  在緬甸的工業區負責招商的謝小尚則表示,在去年整個園區已經招滿租了,遷來的企業變得“非常多”。之前當地以成衣行業為主,從去年8月份開始,分別有手袋、揹包、五金和燈飾等行業的企業入駐。
  他還介紹説,緬甸現在對外國投資者持歡迎的態度,在仰光範圍內設廠的外國投資者可以享受3年免税的優惠,更偏遠的地方會相應把期限延長到5年、7年。
  王時在柬埔寨負責中國手袋工廠的項目引進,一年的時間裏他有半數的日子都居住在當地。看好柬埔寨,是因為他認為“一帶一路”倡議能為企業帶來機遇,帶來更開闊的國際環境。他提到,近年來在柬註冊的公司變多,以至於廠房的租金從每平方米1.3美元的水平上升到2美元,有的甚至達到3美元了。
  王時關心時事新聞,早在3年前,他就曾提出往外搬遷企業的想法,因為手袋工廠對勞動力的依賴度很高。他認為,現階段國內工廠的工人年紀偏大,主要以70後、80後為主,“可能再做10年便要‘退居二線’了”。與之相反,柬埔寨的年輕人比例高得多。“我們去考察時,會發現那邊有一個很大的優勢,就是年輕人很多。”
  目前,柬埔寨登記人口有1600萬,王時考察後發現,實際會超出這個人數不少,因為很多人沒有登記,實際人數會在2000萬左右。其中,15~30歲的年輕人能佔到2/3。柬埔寨的勞動人口增長率在東南亞領先,加上低廉的人力成本,在招商引資方面別具優勢。
  同時,很低甚至為零的關税水平,也成為吸引投資者的因素。比如李亦所生產的帆布包,如果能轉到緬甸生產,能享受到美方零關税的優惠。
  眾多東南亞國家都在關税上享有很大的優勢,其中有和日本、澳大利亞等簽署了自貿協定的國家,比如加入了“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”的越南和馬來西亞;也有像緬甸、柬埔寨等國家,受惠於美國的普惠制待遇(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),享受零關税或者很低關税的優惠。
  因為中國和東盟國家有着“山水相連”的合作區位優勢,雙方有一定的經貿互補性,在當前東南亞國家享有關税紅利和中國經濟形勢愈加開放的情況下,中國企業“走出去”的意願變得更強。
  隨着外來力量的加入,東南亞國家的定位也愈加明晰。譬如,較早改革的越南獲得了更大的拓展空間,有望成為新的全球電子產業中心。早在2017年,越南的手機出口額已經達到450億美元,全球有1/10的智能手機都是“越南製造”。2018年,三星電子在越南的銷售額為74萬億韓元(657億美元),相當於這個東南亞國家GDP的26.8%。
  其他國家也因地制宜地選擇發展戰略。像柬埔寨在往“手袋王國”的目標發展,王時稱,當地政府打算用5—10年的時間,將手袋打造為支柱產業。當地現已聚集了大量的同類企業。
  在這個可以大展拳腳的時機面前,沒有國家希望置身事外。路透社報道,今年1月印尼副總統卡拉在雅加達參加一場經濟展望活動時表示:“如果越南因投資從中國轉向其他地方而繁榮,我們為什麼不行?”
 
  當下,機遇!
  就當下而言,部分東南亞國家的確是名副其實的“成本窪地”,尤其是在人力成本上。
  李亦在考察後瞭解到,如今在緬甸工廠,普通工人一天只需要人民幣30元的工資。當地嚴格規定了八小時工作制,實際上工廠通常工作10小時,兩小時的加班費需要另算。這樣的話,一個月也就是1000元的工資水平。
  同時,在緬甸招到的工人都是在工廠附近居住的。當地社會的發展,還沒到像中國出現大量跨省務工人員流動的階段,因此不需要相應地包食宿,這是另一處節省成本的地方。
  不過李亦知道,如此低的人力成本,需要考慮的是兩個方面的“風險”。首先,當地的產業工人熟練程度不及國內的工人,出錯率可能增高,這意味着生產效率的降低;其次,仍然無法在當地找到合適的原材料,這部分需要從國內採購和運來。他認為,這種生產的路徑,和20世紀80年代中國開始盛行的“三來一補”的貿易形式非常相近。
  王時則介紹説,像他所瞭解的柬埔寨工廠,基本都是這樣的模式:在中國接訂單,只將東南亞作為生產基地。不過,當地的產業鏈也逐漸形成,比如一些紙箱、膠帶和吊牌,已經可以在本地完成採購了。
  李亦坦言,之所以選擇在東南亞找尋“合作”夥伴,而非直接建廠,是因為從90年代開工廠至今,自己已經年紀大了,也開始對“做工廠”感覺疲憊,希望能和緬甸當地中國人開設的工廠合作,自己一方承擔原材料、物流、出口等流程環節,只把生產環節交給當地工廠。而這意味着在成本降低和增加之間,找到平衡和盈利的點。
  因此,他需要把這筆賬算清楚:“第一是單不能太小,第二(客户的)產品不能太複雜,第三交貨期相對比較長,能覆蓋到運費。在這些前提下,我們才會考慮接。”另外,額外的成本還包括,他需要從國內派出管理人員前去監督,保證溝通順暢和產品質量。
  除此以外,緬甸基礎設施建設的步伐仍然落後,國內只有一條高速公路通行,仰光以外的很多區域都還沒有完全發展。在與農田和工廠相隔的地帶,就有不少打工的緬甸當地人直接在上面搭棚居住。
  以公路路況為代表的基礎設施滯後的問題,在其他國家也有出現。王時偶爾會抱怨因公路建設緩慢而堵車的問題。像從金邊到西哈努克港長39公里的主幹道,有時候需要走上四五個小時,因為“前面全是車,走不動”。也就是説,日後從港口上岸的原材料要運到金邊,也會因此受影響。
  電力建設同樣非常落後。在緬甸運營工業區的謝小尚介紹説,停電是在緬國工廠經常會出現的情況,雨旱季天氣都有可能導致電力短缺。前者是因為缺水的情況,導致無法完成發電;後者是因雷雨天氣容易觸及老化的線路,供電部門會及時關閉電源保證安全。所以,“工廠裏一定會配備發電機”。
  這種“空白”是挑戰也是機遇。東南亞地區持續旺盛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,帶來了巨大的能源、交通等領域的投資建設市場。在這些方面,中國對外合作的步伐亦快步向前。商務部副部長錢克明曾列舉數據:“截至2017年5月底,中國企業累計在東盟國家簽訂的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合同額達到2962.7億美元,累計完成合同額2040億美元。”
  每年到東南亞旅遊的人數都在不斷增長,但這不意味着到來的企業就一帆風順,他們還需要適應當地的人文風俗、法律習慣。這是又一筆潛藏的“隱形成本”。
  像柬埔寨女性人口的數量會高於男性,還保留有許多“母系社會”的習俗。這帶來了在對待女員工時需要格外注意的問題,比如不能隨便摸她們的肩膀。而國內曾經在早期發展中實施的嚴苛管理模式,在東南亞不再行得通。例如在緬甸,民眾的宗教信仰普遍為佛教,而且他們的自尊心會比較強,一名中國人和一名當地人組合的“本地化管理”模式會成為趨勢。
  此外,八小時的工作制是寫在法律上的規定,這和國內的情況也很不一樣。近年來見諸報端的中資企業工人在東南亞出現糾紛、罷工的情況偶有發生,很多摩擦就是在文化溝通和制度理解的差異上產生的。
 
  發展路徑
  對東南亞地區有深度觀察的中國企業家羣體,在不斷地刷新對這片土地的認知。一定程度上,這折射了這片區域未來發展的路徑選擇。
  一週前,李鋒銘完成了對越南的考察。但在越南之旅結束後,他便放棄了在此建廠的想法。李亦也提到,他在兩年前已經去過越南,但是最終把目光放在緬甸和柬埔寨,是因為他了解到越南因為經濟發展歷史更長,各項成本已經加速上升,“很快就會碰到天花板”。
  李鋒銘瞭解到,越南已經出現了“用工荒”,新工廠很難不通過漲工資的方式聘請到足夠數量的工人,而在他們的生產效率只及國內六到七成的情況下,成本幾近無差。同時,就連鐵皮構造的廠房,租金都需要至少3美元/平方米,通常情況下是四五美元的水平,他認為這已經是比深圳還高的價格。
  值得一提的是,並非所有“產品被列入美方加徵關税清單”的企業,都受到同等強度的衝擊。在佛山生產房車、鋁船等户外車輛的李鋒銘,需要的是技術比較高的工人,他認為現時在越南還很難找到一定數量的技工。而且即使關税增加了,他的絕大部分美國客户也都承擔了漲價後的成本,因為他們覺得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同等價格和質量的商品,所以願意以漲價的方式抵消貿易戰所帶來的關税影響。因此,李鋒銘頗為認同中國官方的説法,“其實大部分關税還是由美國企業承擔的”。
  業內人士認為,在東南亞投資設廠的最大難題,不在於初期投入建設的資金,而在於是否有訂單,“客户是否願意跟着你走”。
  數據顯示,較早受到跨國企業和中國企業青睞的越南,發展勢頭強勁。2018年,越南接受外商直接投資同比增長9.1%,達到191億美元。這是越南連續第六年接受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速創歷史新高。
  在今年一季度,越南吸引外資總額達108億美元,同比增長86.2%,其中來自中國的資金佔了一半。
  這既是趨勢,也容易帶來相應的“關注”。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顯示,一季度越南對美國出口增長40.2%。甚至有媒體推測,如果今年全年越南對美國的出口增長維持這種速度,可能會超越意法英印,成為美國最大進口來源國之一。
  這種“受歡迎”的趨勢顯然引起了美國的注意。7月初,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商業電視台採訪時表達了自己的態度,他稱“越南幾乎是最嚴重的(貿易)濫用者”,並表示正在考慮對越南貨物加徵關税。
  緊接着,美商務部宣佈,對在韓國和中國台灣生產的鋼材于越南進行最終加工,然後從該國出口到美國的部分鋼鐵產品,徵收最多456%的關税。美國商務部認為,其中有產品在出口美國前一度運到越南進行簡單加工的這種行為,相當於旨在逃避高關税的迂迴出口。
  越南外交部在7月4日迴應道,為避免受到美國方面徵收高關税的波及,越南廠商應該多使用和加工越南所產的原材料。
  作為嗅覺敏鋭的企業家,李鋒銘察覺到了美越兩國未來政策上有可能出現的不明朗,而且他在走訪中也得知,越南政府對於“原產國證明”的審批流程變得嚴格:如今需要申報工藝—哪一部分是在當地完成的、產品的性質有無發生變化,不再只是“簡單組裝、噴漆就能獲批”。
  “如果只是想逃避關税,越南並不是一個好的選擇。”他在記錄行程的社交平台Facebook上寫道。
  在這場觸及企業發展本質的貿易變遷中,機遇和挑戰並存的東南亞國家在做一道又一道問答題。對那些急於擺脱落後現狀的國家來説,如何在與大國的合作和競爭中謀取自身發展,同時避免被捲入複雜的矛盾衝突?並沒有現成的答案,但李光耀對此的認知從不過時:當大象打架,草會被踐踏;當大象親熱,草同樣遭殃。
  (文中部分人名為化名)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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